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开端，皆始于翻译家笔下的文学养料。

    中学起身兼数职为富人做家教，与张爱玲同班同学，15岁以高中二年级的身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，16岁被多所高校录取，其中不乏当年大名鼎鼎的上海圣约翰大学。此后，曾因时局变动，不得不在人生轨迹上数度改道，一生翻译多部世界名著，影响几代人的文学梦想，而这样的成绩却多来自他的离休生活。

    这就是所谓的“大器晚成者”——著名翻译家王永年。他生前曾翻译多种世界文学名著，如《欧·亨利小说集》、《十日谈》、《在路上》、《博尔赫斯全集》等。

    根据现在的话说，王永年算得上标准的“官二代”，父亲解放前曾经是国民政府云南省盐务局局长。1927年，王永年就出生在这个西南官宦之家。不过，接下来大家看到的，是一个“官二代”的励志故事。王永年的中学时期过得十分清苦，做家庭教师，自食其力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受毕业于南洋工学院的父亲影响，他的外语功底十分扎实，中学时就已学会了英语、日语、俄语、德语四门外语。

    高中二年级，15岁的他参加大学入学考试，被多所大学录取。最终，他选择了大上海久负盛名的圣约翰大学。回顾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，圣约翰的辉煌是绕不过去的话题。这所有着“东方哈佛”美誉的学校，曾经以国际一流的教育享誉中国，周有光、林语堂、张爱玲，甚至还吸引了宋子文、荣毅仁、顾维钧的子女来此就读。

    出自名门，王永年接受了来自国学和外语的双重积累。而上海圣约翰大学本身也成为当年耀眼的光环。

    时代变迁的速度和力度永远都在挑战个体的底线。王永年引以为豪的外语能力却在时代的变迁中一次次显得不合时宜。

    王永年本来日、英文俱佳，后来日本投降、抗美援朝，外语反而变成一种负担。

    最后王永年靠俄语找到工作。可是旋即，中苏关系恶化，王永年只能自学西班牙语。

    1950年代离开云南，王永年回到上海，在新文艺出版社做外文编辑。1950年代末，新华社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，到上海寻找人才，中共上海市委未经王永年本人同意直接将他的关系转到了北京。这样的变动却也给王永年带来了好运。在动荡的“文革”时期，王永年得以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长期担任新华社西班牙语翻译。在工作余暇，他翻译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，其中，以王仲年的笔名翻译的《欧·亨利小说集》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认可。

    王永年翻译的最佳境界直到离休之后才来，1993年，他应邀担任海南国际出版公司的《博尔赫斯全集》的主要译者，译出博尔赫斯几乎全部的小说(仅4篇由陈泉翻译)和大量博尔赫斯的诗、散文、评论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最佳译本。

    此外，他翻译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约翰史坦贝克的《伊甸之东》、辛克莱·刘易斯的《巴比特》以及杰克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等；诺贝尔文学奖女性智利得主加夫列拉·米斯特拉尔的诗文集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《迷宫中的将军》等、意大利语文学译作还有16世纪托尔夸托?塔索的《耶路撒冷的解放》等，都成为经典名著名译。

    造化弄人，王永年的一身才华最后只能委屈在一个新闻单位的文字翻译岗位上。时代的变迁，造就了王永年谨慎而安全的选择。这样的选择却成就了一批翻译界的时代精英，如杨绛、冰心、绿原、林光等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民间信使。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快速成长的当代文学的全新的话语系统，养料多来自西方，老一辈的翻译家们功不可没。至今，诸多名著的老译本依然成为中文世界的巅峰，他们深厚的国学功底与外文修养，是后辈的良好根基。

    记得年前一位做翻译的朋友在移民前向我倾诉，当下中国要靠文字翻译为生，很难养活自己，而翻译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匠气活，一次翻译也是一次文学作品的再创作。低报酬与高付出实在不成比例。回想王永年辛苦翻译的博尔赫斯文集，只得到2万元酬劳，却也不抱怨，实在是大师境界。

 

    (《中国经济信息》记者易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