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
　　“我的一生都没有休息过， 不为别的， 就为我喜欢的事情， 不是为了稿费， 不是为了别人， 而是为了自己， 我就是要翻译《玻尔集》。”道出此言的科学史家、《玻尔集》中译者戈革，已于2007年12月29日下午4点10分因直肠癌去世，享年86岁。
　　他一身倔强，一生鲜为人知，生前名片上赌气般地写着“孤独”二字。只是他的名字，已和20世纪与爱因斯坦齐名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，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　　今年8月，《尼尔斯·玻尔集》全12卷首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译本。值此机会，让我们回望戈革，“一个正直者的困境”以及译介玻尔的一路孤独。
　　缘结玻尔
　　戈革生于河北献县，早年患有眼疾，童年在战时北平颠沛流离，1945年入西南联合大学。1946年，西南联大重组，因为北大没有体育课，眼睛不好的他选择了北大物理系。北大毕业后，他去清华念硕士，专攻理论物理，却因政局有变未拿到学位证书。后来戈革辗转至北京石油学院，一待就是一辈子。
　　早在北大读书时，外文图书馆里随便翻阅，戈革便接触到玻尔。上世纪50年代，前苏联开始批判哥本哈根学派，戈革向商务印书馆自荐，希望翻译玻尔的作品，以此来批判他，结果翻译之中却喜欢上了玻尔。
　　像戈革这样理论出身、 在工科院校“不务正业”、“理论脱离实际”的教师， 在政治运动中难免被划为“右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。在牛棚里，处“九死一生、 众叛亲离、 朝不保夕、 饱受折磨”之境的戈革，翻译了《尼耳斯·玻尔哲学文选》。偷偷译书，被戈革称为“文革镇痛剂”。
　　正直者的困境
　　再漫长的屈辱岁月，也未能将戈革打磨成一个胆小懦弱、 圆滑世故的人。
　　戈革是“文革”后公开批评学术腐败的先驱者之一。1980年“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”中，戈革发言提出：“多年来对我们学术风气污染最严重的，就是‘江湖气’和‘行帮气’。 这两者都带有很浓烈的封建味道， 而且往往形影不离， 交相为用。 学术界的一切以假乱真、 装腔作势、 夸夸其谈、 洋洋自得、 投机取巧、 妒贤嫉能、 剽窃抄袭、 结党营私、 招兵买马、 独霸一方、 开山立柜……种种的恶习， 几乎都不外是这 二‘气’之‘良能’。”
　　除泛泛抨击学术界的腐败、 肤浅、 跟风、 出丑等行为外， 戈革也通过自己的科学史研究， 具体指出并纠正了许多长期存在的以讹传讹、广为流传的错误。当然， 戈革关注得最多、并且研究得最透彻的，还是与玻尔有关的科学史。 在这方面， 他所指出并纠正的某些错误不仅普遍存在于中国史学界， 也存在于国际学术界。
　　如此戈革，日益受到孤立和排挤。 他也自知： “我是一个很不好惹的老家伙…… 一辈子批评别人不看头势， 常被人家恨得‘牙痒痒地’。” 1985年，丹麦纪念玻尔一百周年诞辰，中国派了代表团前去访问，一行人中却没有戈革，因为教育部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。
　　他在国内知己寥寥，远少于他在海外的朋友。
　　十年寒苦
　　1979年，戈革正式开始译著十二卷本的《玻尔集》。当年读原文时，戈革就想过，肯定需要建立一个委员会，才能翻译它。但在中国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。不仅没人帮着做，还曾没人愿意出版。他费尽周折从丹麦友人那里要到了资助，谁料出版社编辑易主。最后他和某出版社签下协议，同意出版《玻尔集》，但前提是：出一卷算一卷。
　　戈革一世清贫。81岁时还曾在一文中写道：“老夫一生最向往的， 便是一间比较宽敞适用的书房， 但至今未得， 而且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希望。”多年以来，他虽有工作场地， 但均称不得书房，最多为斗室一间， 兼作读、 写、 会客、 储衣藏褥之所，还得做养猫之用。“最小之时乃是床头约两平方米之地， 只放得下一桌一椅 (我所译《玻尔传》的头四卷便是在该处完成的)。”
　　戈革称，“《玻尔集》，不能称为‘全集’”。“世界上不可能有‘全集’，那只是中国人的发明——我在丹麦看到赵元任写给玻尔的信，丹麦人就完全不知道，又比如，如果要给钱钟书先生出全集，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他和我的私人通信呢？中国《四库全书》中的‘集’部，也只有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，没有敢称‘全集’的。没有人敢说掌握了一个人的一切言行。”
　　“它存在那里，就已经改变了中国”
　　戈革一生译著，逾千万字。除《尼耳斯·玻尔集》之外，戈革还翻译了海森伯、爱因斯坦等其他物理巨匠的著作。其学术作风严谨，“一篇论文易稿十次”，译介也是如此。为搞清一个典故，去信他国询问之事，不鲜发生。
　　戈革一辈子很少受表扬。“有一次学校评了个先进工作者，到人民大会堂参观了一次。”2001年，丹麦女王为戈革颁发“丹麦国旗骑士”勋章，以表彰他翻译玻尔的卓越贡献。颁奖那天，中国某官员到场，对戈革的了解，只限于他是石油大学的老师，便在仪式上大谈了一通丹麦和中国的石油问题， 并赞扬了戈革对中国石油业的贡献。
　　好友们劝戈革写一部自述，他总是推说：“等翻译完了玻尔，就写。”但刚刚落笔不久，他便驾鹤西去。
　　在2004年霍金主编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》丛书中文版的新闻发布会上，“因为时间关系”，戈革有番话没来得及说——“人们都认为这些书不会有读者，而且和现在的生活距离很远”，但戈革言及20世纪物理学家中“脾气最坏”的前苏联科学家朗道——这个天才，对世界十分挑剔，也顶撞过爱因斯坦，终生引玻尔为师。朗道和科学的缘分，与一次大学图书馆的闲荡中有关。狂躁的他，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看着就安静下来，投入到了书中的世界里——那是一本中世纪科学家拉普拉斯的小册子。“我想，伽利略和玻尔这样的科学家，会有这样的现代命运，《玻尔集》也一定会有这样的命运，即使最终也没有人去读它，它存在那里，就已经改变了中国。”
　　（本文参考了戈革生前自述《十年辛苦自家知》以及邹波、李翔整理戈革口述《正直者的困境》、《纪念戈革》）◎文/张知依
　　戈革
　　钱钟书致戈革亲笔信
　　玻尔